孟子被人们称为亚圣，是孔子之后第二号的儒家人物，仿佛也是如此，他也自称：夫道一而已矣。

党领导人民进行法治建设积累的宝贵实践经验，为坚持依规治党、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。他还强调，要注意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，使法律法规更多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，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、确保道德底线，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。

党员领导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少数，坚持依规治党能有效提升其法治能力。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以大法治格局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。从本质上来说，法律和道德都属于规则范畴，皆具有规范社会行为、调节社会关系、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。可见，法律和道德虽然不同，但具有内在一致性。（作者：武汉大学副校长、教授） 进入专题： 依法治国 社会主义法治 。

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。党的领导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有机统一的，其中党的领导是根本政治保证，也是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核心力量。[17]由于人有欲则计会乱，计会乱而有欲甚，有欲甚则邪心胜，邪心胜则事经绝，事经绝则祸乱生。

而且认为道的运用是有利于国家富强、人民幸福的。在西方，正儿八经地论证道德与法的关系，只是晚近的事，而在为数不多的论及道德与法的法学家中，赞同与反对的几乎平分秋色，即使赞同道德与法有密切关系、主张道德对法有引领作用或基础性影响的法学家，我们在其论证中很难有心悦诚服的感觉，其学理基础和现实论证都大有不足。在法的根本遵循上有如此多的歧说，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未悉人性恶的社会根源。将道直接比附为君道或君权，不仅为乾纲专断准备了理论依据，而且为独夫民贼提供了培养基。

亚里士多德对正义似乎没有严格的定义，在正义与法的关系中陷入了循环论证。故或以治乡，或以治国，或以治天下。

[78]黑格尔把没有同一性的对立称之为恶的对立，在适当的地方我们将清楚界定。[13]因为道之所设，身之化也。不过，他的政治构想，有理想化的倾向。看来已经承认食色性也，但又欲迎还拒，以君子自视，不承认其是性[50]。

所谓的性的善与恶，都是后天的，人为的。我们把法哲学定义为关于法律的根本规定的理论。然而，倘若各执一偏，礼义仁政恐堕为虚与委蛇，甚至姑息养奸。就这个意义而言，孟子比孔子进了一步，他直达人心，直指人性，从更本源处推出政治。

视人性恶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，也有很强的针对性。[54]孔子又教导说，道不是(玄乎乎地)远离人性的，远离人性来行道，就不可以施行道。

一、中国的道 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度量信，则伯夷不失是，而盗跖不得非。

法律的目的是惩治人性之恶，使人们之间恶的对立转化为对立统一的人际关系，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。他对统治者操守的谆谆之教，可谓苦口婆心。[3] 道者，一人用之，不闻有余。[43]他特别强调：先王之道，仁之隆也，比中而行之。再证之于他所说的尧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，[39]仁也者，人也。名者，上下之所同道也。

终极上看，善更有利于人性的实现。[40]可见他一以贯之的道就是人性善，就是施仁政。

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尤其令人欣喜的是，在儒家的努力下，从人性的深处引伸出道，让中国的传统政治浸润了深厚的人文关怀，培植了中华文明的万世之基。

仔细思量，人性的善和恶只是人类社会的价值判断，并非人性的本源。但是，在政治学的意义上，我们假定这个区域的人性表现无善无恶，即政治学上的中人，应该是可以接受的。

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绝对关系的本来面目，亦即形式与内容的相互转化。[74] 如果主性善说，礼义仁政便如春风化雨，温润心田，煦被众生。这种道还需要学，还需要教吗？如果采用荀子的观点，问题就难办了：人性本来就恶，怎么能遵循它、顺遂它呢？那就需要道来匡正它，但这种匡正有违人的本性，能不能做到姑且不说，做起来很难是肯定的。我们前面曾说到，道是中国传统政治之大经，几乎是先秦所有学派都认可的，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指导性力量。

(《论语·述而》 [52] 《孟子·尽心上》 [53] 这是一个大题目，需专文论述。于是就有了双重的形式。

二、对他人生命财产的侵害。哪一个更接近客观真实呢？如果采用孟子的观点，问题简单得多：人的本性就是善的，只要保持人性的本真，并把这种善发散出来，就是道。

把道作为普遍的社会法则，在道中达成主客观的统一，并把人性作为道的主要内容，这使中国的政治体系一开始就站在非常高的起点上，这是中华文明盛行千年而不坠，历经百代而不绝的制度保障。罗尔斯从人们利益的对立中来体察社会正义的必要，已经接近事物的真像，他用正义原则来调衡人们的利益冲突，也算正当，但他欲以此原则来填平社会的利益鸿沟，恐怕难负其重。

形式非他，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。但他们只看到商品货币关系的否定方面，却忽略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肯定方面。也看到了道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需要认真把握。[79]更重要的在于，不要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去改变生产方式，这是徒劳的，只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和灾难。

可以这么说， 对恶的对立的惩治，是法律的形式性规范。如果从中国传统的道法关系出发，我们能向前推进多少呢？ 我们认可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认为道就是对人性的认识、遵循、引领与规约。

特别是秦汉以后，王霸道杂之是中国政治的主线，王道政治以人性善为基础，霸道政治以人性恶为标的，二者相辅相成，铸成稳定的政治结构，使中国传统政治的开明、人道、持恒在世界政治史(同时期相比)上占有无可替代的位置。法律所对治的人性之恶，高度概括地说只有两类特征：一、人与人之间处于恶的对立。

[57]管子说：一以无二，是谓知道。二者都以人性为基，都有深厚的社会底蕴，在中国历史上都曾各占擅场，则又各失其偏，只是在经历春秋战国的急剧动荡之后，二者开始合流，自两汉以降，阳儒阴法、王霸道杂之成为国家治理的主流。